疫中思策 | 冯正功谷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思考

| 发布：2020-02-14 | 1673

从人类聚居开始，新的病毒始终在挑战着人类安全，而我们却始终处于被动防守和疲于应对的状态，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清洁的食物、水质使我们在控制消化道传染疾病方面有了基础预控的能力，但通过大气和接触传播的呼吸道系统传染病却往往使人手忙脚乱，譬如SARS、MERS、H1N1、H7N9、埃博拉，以及这次的新冠肺炎。

如何应对毫无预警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新的、未知的病毒造成的灾害面前，我们不能每次都凭借无畏的牺牲精神、中央号令下的举国体制、封城封省断路隔离、全国联动来解决，而是应该思考怎么能走在前面，以教训检讨不足，做好灾备和预案管理，只有这样，在灾害再次不期而临时才能从容地应对。

从这次疫情爆发来检讨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设施、管理，确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和提升的空间。

反思一：健康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

人体健康的最佳路径，是通过定期的体检，起到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的效果；通过提高自身免疫力来应对疾病，而不是染病之后的后期干预和治疗。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反观我们的城市，疫情往往从我们人口密集的城市肇始，并迅速传播蔓延、爆发，城市并没有成为人类的伊甸园。作为设计师需要反思，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健康吗？通过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能否促进城市的使用者—居民的健康？

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事实上，城市就像一个人的躯体，也需要体检，查出城市基础病的诱发因素，通过早期干预和提升城市自身的免疫力来预防病毒的侵袭。历史上的多次大规模瘟疫灾难都启示我们，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减少公共卫生风险。

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城市”倡议，提出了“以居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理念。而反观我们的城市规划，却往往更多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城市的发展，缺乏从人类健康的视角出发对城市、建筑进行审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的改变影响了人类日常行为模式，从而导致了疾病谱的改变，慢性疾病成为城市人群的主要健康威胁。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致死病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而这些基础疾病的诱因除了不健康饮食外，有相当程度也源于现有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缺乏对于居民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引导。因此，城市规划设计需要反思，如何在健康城市和健康建筑的理念指引下，通过健康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塑造更有利于健康生活的城市建筑空间和城乡环境。

高密度的城市人口聚集成为疫情爆发的推手。土地财政对城市土地效益的追求、城市规划布局对城市形象的要求以及城市扩张，造成城市的高容积率、高密度、用地规划混合度低和城市的无序扩张，在产生聚集的同时也由此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和通勤交通需求。

空气环境，密集的、通风不良的环境会增加传染性接触，成为易感的土壤。针对呼吸道传染病，通风和隔离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应对措施。巨型居住区密集的人员、通风不良的户型设计、大进深的办公空间不利于疫情的防控。

慢性病等基础疾病成为由疫情感染致死的催化剂。健康城市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应该为健康的日常生活、降低慢性病产生的机会提供健康的、正向的行为指引。

巨型居住区空间

除了在市政基础设施上解决好清洁的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外，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合理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承载聚集性活动和人员密集的项目立项时，增加对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评估内容。

2.合理的布局，提高用地规划混合度。

3.改善城市通风条件：应加大对城市气候环境的研究，确保城市的总体风廊及局部环境的良好通风。利用城市风廊可以有效调节城市中空气的流动，减轻污染物在城市中的停留时间和浓度。

4.改善建筑通风条件：居住建筑限制户数/梯、户型进深，2个方向的通风面；封闭的大进深办公建筑应提高换气次数和新风量；利用热空气上升原理，充分发挥建筑内部被动式通风技术的作用。

5.规划城市慢行系统：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久坐不动的人群患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人群。合理规划城市慢行系统，对于改善城市通风条件、引导健康运动生活方式，以及为城市居民提供活动空间和运动条件，具有突出的意义。事实上，国内外很多城市已开始结合城市景观系统规划打造城市慢行系统。

城市慢行系统

6.改善社区及建筑的可达性设计：降低电梯的使用率、提升楼梯使用率，并提供社区活动空间。

7.应急避难场所（地）应在火灾、地震和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时可用作避难或搭设临时设施之用。

反思二：医疗设施设计与应急体系

1、应急医疗设施的建设

事实上，国家对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提出了设置医疗公共卫生中心的相关要求，以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如上海、南京两地在SARS后分别建设了正规的公共卫生中心，中心床位规模分别达到1000床及1200床，使得两地在这次疫情中能从容应对。当然，快速应急医疗设施的建设或改造既有设施也在他们的考虑中，但只是作为预案。

应急医疗设施的快速建设在面对疫情爆发时虽属无奈之举，但起到的作用不可替代。然而，快速应急医疗临时设施是否是大规模疫情爆发的唯一选择？疫情后怎么办？

快速应急医疗临时设施成本不菲，作为医疗设施，其建安费与中高档的正规医院项目相仿，但使用寿命有限（使用年限一般不超过10年，以小汤山医院为例，2003年完成，7年后拆除），从性价比来看并不经济。此次疫情全国各地建造了大批快速应急医疗设施，代价巨大。

而此次武汉临时改建的大规模方舱医院，快速实现了大量轻症患者收治。这种满足“平疫转换”多功能需求的低成本快速响应，应当是未来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设施设计改造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强化通风系统的设计改造，做到场馆内气流组织的有效隔离。

2003年建成初期的北京小汤山医院武汉火神山医院

2.疫情爆发时的医疗服务是单行道还是双车道？

此次疫情的迅速扩散，对于城市现有的医疗服务体系造成巨大冲击。非疫情高发区的普通门诊诊量下降到平时的30%，普通住院量更是低到平时的20%左右，除了因为有大批医护人员逆行驰援湖北的因素外，更与患者的恐惧心理有关：因为我们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沾上了肺炎及传染二字，但它们其实是安全的。非常时期，我们的医疗服务事实上变成了单行道。

在发热门诊、感染科门诊成为我们绝大部分医疗机构建设的“规定动作” 时，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有可能被投入抗疫（除了传染病专科医院及定点医院外，还包括综合医院、其它类型的专科医院无论妇幼专科、老年病医院等）。上海在此次疫情期间，除了定点医院外，关闭了其它所有医院的发热门诊，这种做法，无论从患者服务角度，还是从疫情管控角度都是令人信服的举措。而从医疗救治能力看，除了传染病专科医院，其它专科医院投入抗疫并非好的选项。

因此，在疫情爆发时，城市的医疗服务应开通双车道。根据医疗资源整体情况进行应急预案的顶层设计，对应应急响应等级明确若干医院作为战时定点设施进行功能转化，对于这些医院的建筑设施就以平战结合和平战转换的思路进行设计，既可以避免疫情来临时的“手忙脚乱”，也使城市中其他病患可以得到安心救治。

3.平疫结合的医院设计思考

最近，医疗设计界在讨论是否要修订医院设计规范来面对今后的疫情。笔者认为，不能苛求所有的医疗设施都能应对传染病的凶险，这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为我们所有的医疗设施的设计都是依循诊疗行为做出的。不同的医疗行为满足不同的需求。设计的是什么，用的就是什么。我们不能忘记SARS时北大人民医院院区整体感染的惨痛。另外，此次疫情并非因医院设施和设计问题而产生或爆发，因此不应过度应对，毕竟疫情爆发并非常态，而且会很快过去。

各类医院设计规范

当然，这次疫情也带给我们对医疗设施设计的很多启示：

1、院感控制的严肃性：医院设计中，院感控制具有一票否决的效力，需要提示的是，我们很多医院在使用后的流程再造往往忽视对感控的审视，更有医院功能改造的自主随意性现象发生，以往已有惨痛的教训。

2、综合医院发热门诊、感染门诊的规模化和规范化：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在位置选择未经熟虑，都是临建，且规模很小、设施用房不全。有必要考虑其设置的长期性，并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留容量，无论是其接诊量、规模还是扩建的可行性；在区域位置上考虑与医院可能转化功能的医疗建筑形成区域封闭，并保证相互间的功能完整性和功能衔接。

部分医院的发热门诊

3、平战结合医疗设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肺结核在世界上大量传播，大批医院疗养院因此而建。而SARS后康复的患者有部分产生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他们是居家康复的。这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是否需要考虑为这次疫情康复者提供康复设施而不占用宝贵的床位资源呢？笔者曾参观过德国的一家医院，与医疗住院楼一路之隔且以空中连廊相连的是一座康复楼，康复住院费用相比占用医疗床位大大降低，每个病区仅1位医生和1位护士，两院位置相邻但可分隔可封闭。

因此，是否可以以省为单位进行区域性布局，建设一些康复医疗设施？（这些设施具有通用性、可转换、功能可使用性、可衔接的特点，平时作为康复机构、补充床位的不足，战时便于转化成传染病医疗机构。以省为单位布局可以具有一定的规模）